散文是否可以想象、虚构的问题，这几年正在引起争议。虽然不算热闹，但隔三差五地就能读到一篇谈论这问题的文章。意见也是分成两派。一派认为散文绝对不能想象、虚构，所写事情都必须是真实的，要写历史上的事，也须有史料作根据。一派则主张散文里也不妨有些想象、虚构，只要能加强艺术效果，只要能使文章更生动感人，就不必拘泥于散文必须绝对真实这样一种框框了。
要对这两种意见分出是非，很不容易。这其实是两种常识的冲突。一种常识是，真实是散文的本质规定性，突破了真实性的界线，散文与小说等虚构文体的区别也就不再存在，人们将再也分不清他人文章里叙说的事情哪些是真实的，哪些是可能的和虚假的，因此，严守真实性的界线，是在捍卫散文存在的根据。另一种常识是，文艺创作不应该受任何一种理念的束缚，倘若在散文创作中，作者不知不觉地有了想象的激情，自然而然地生出虚构的冲动，并且这种想象和虚构能够产生美文佳作，却又因为散文不可想象、虚构这种理念而把这种激情和冲动扼制下去，那不是在“以理杀文”吗？因此，赋予散文想象、虚构的权利，是在捍卫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样一种基本精神。
这两种常识，近年在对余秋雨散文的评价中也有交锋，甚至可以说，理论上的冲突，很大程度上是由如何评价余秋雨散文的小说化（或曰戏剧化）手法引起的。小说化的手法，的确是余秋雨散文的一大特色，这种特色在《文化苦旅》的第一篇《道士塔》中表现得最充分最典型。对这种手法的褒贬两方，通常也都举《道士塔》中对王道士愚昧的心理言行所作的详细描写为例证。例如，下面这段话是常被从正反两面引用的：
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，喜欢到洞窟里转转，就像一个老农，看看他的宅院。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，暗乎乎的，看着有点眼花。亮堂一点多好呢，他找了两个帮手，拎来一桶石灰。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，在石灰桶里醮一醮，开始他的粉刷。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，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，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，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。这儿空气干燥，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。什么也没有了，唐代的笑容，宋代的衣冠，洞中成了一片净白。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，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。他算来算去，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，就刷这几个吧，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。
这当然基本上是想象和虚构，尤其对具体细节的刻画，不可能有史料根据。对这种写法，有人赞赏不已。有一个叫欧阳子的台湾人（？）专门写了一篇题为《道士塔的剧场效果、反讽及其他》的长文，以热烈的赞赏之情，对《道士塔》的戏剧化写法做了细致的分析。（该文收入文汇出版社的《感觉余秋雨》一书。）欧阳文章认为余秋雨以现在进行时的语式，对王道士的“罪行”做了“戏剧化之呈现”，而“这篇散文的巨大冲击力，主要就是源于作者笔下制造出来的剧场效果”。至于否定的意见，手头正好有韩石山先生的《余秋雨散文的缺憾》一文（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的《余秋雨现象批判》一书），就以韩先生为例。韩文在也引了《道士塔》中写王道士粉刷壁画的那段话后，说：“这哪里是写散文，分明是写小说。若老一辈学者，写到这些地方，有史料，就引用史料，若于史无征，断然不敢这样下笔……是想象，是推测，也得说在明处，别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，就像亲眼见过似的。”这段话本身写得如何，艺术效果怎样，韩先生没有说。我理解，韩先生的意思是：这不是一个写得好不好的问题，而是一个能否这样写的问题，像这样写，写得再好，也不行！——因为这是散文。
两种意见冲突的焦点，还是在散文的名目上。怎样才能既维护散文的本质特性，又维护散文创作中想象、虚构的自由，换言之，怎样才能既肯定散文必须是真实的这样一种常识，又不否定创作不应受制于任何一种理念的常识？我有一个很常识的想法，那就是请出另一种常识。这种常识就是，在文艺史上，各种体裁本就是不断演化着的，在相互交融中，便会有新的体裁产生。倘有一种新的手法出现而旧的名目又无法规范之，那应该做的，不是取消这种新手法，而是给这种新手法取一个新的名字。这正像我们去买帽子，如果店里没有合适的可买，就应该去定做一顶，而不是把脑袋砍掉。具体到那种有着明显想象、虚构色彩的散文，就不妨称之为“小说化散文”，让它在这个名号下合法地存在。既然“历史小说”、“纪实小说”、“散文化小说”一类名号早已有之，“小说化散文”这说法，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吧？
要说对“小说化散文”有什么要求，只须参照人们对“散文化小说”的要求再反其意而用之就可以了。要问如何给“小说化散文”下定义，只须让人们为“散文化小说”所下定义中的“散文”与“小说”对调一下座位就成了。
说到余秋雨的《道士塔》一类文章，与其叫做什么“文化散文”，还真不如一开始就叫“小说化散文”或“戏剧化散文”，庶乎可以免去不少争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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